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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的爱
拒赴“巴比宴”也不要那么理直气壮

  记者近日获得确切消息,巴菲特与盖茨都已经来了,近日将在京一起出席慈善晚宴。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太好,具体能够出席晚宴的富豪名单和地点仍是个谜。多家媒体报道,已有一半接到邀请函的中国富豪表示不会去参加这场慈善晚宴。(《北京晨报》9月28日)

 

  “巴比宴”真可谓一波三折:开头风光旖旎,国内舆论指望两位外国元老能振臂一呼、自己人从者云集,慈善事业风生水起;接着波诡云谲,裸捐的背景、逼捐的传闻,硬生生弄成“鸿门豪宴”,一众富翁唯恐避之不及;再接着是批判式思维,鞭笞国内“慈”场不足、体制机制沉疴泛起,拒绝赴宴有理、拒绝裸捐光荣,甚至大呼慈善不能崇洋媚外——于是大家都松了口气,“巴比宴”又回到了八卦的层级。

 

  这些天,大家都显得颇为理性,为“中国富豪为何拒赴‘巴比宴’”找到很多翔实而铿锵的理由,这些理由罗列到最后,就是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理会“巴比宴”,或者说都别太把这场晚宴当回事——于是,那些本不打算赴宴的富翁终于可以衣冠楚楚地发声了,譬如“慈善不等于捐钱”、“把企业经营好也是做慈善”云云。这些话充满了辩证法,原则上无可辩驳,但仔细推敲一下:不捐物不捐钱,难道慈善靠的是“心有灵犀”?企业经营好了是慈善,个人日子过好了也是慈善——因为不需要国家或他人救济?那么慈善就是个人人可以“立地成佛”的玄学?

 

  等制度建立健全好了再去搞慈善,这话看似理性——遗憾的是,慈善本就是恻隐之心、是悲悯之意,是很感性的东西,属于道德范畴——它固然需要制度的捍卫与呵护,却经不起技术层面的称量与要挟。制度永远无法完美,但人性可以修补这种残缺。即便是制度经济学,也承认非制度因素的强大整合力。捐什么、捐多少、怎么捐,制度激励很重要,更重要的还是一种近乎宗教情怀的价值笃信。若非如此,我们就无法解释:为什么封建年代的慈善义行可以感天动地?为什么慈善发展程度未必与经济发展层级成正比?

 

  关于慈善环境,其实与公权的清廉与否是两码事情,不能拿制衡公权的制度思维来界定慈善的可行与不可行。慈善是道德,道德固然要食人间烟火,但道德仍有超功利、超物质的因子——这就好比一个人看月亮,情思绵远,但这分浪漫不一定是非要华厦美服才能享受。特雷莎有段令人动容的话:人们不讲道理,思想谬误,以自我为中心,不管怎样,你还是要爱他们;如果你做善事,人们说你自私自利、别有用心,不管怎样,你还是要做善事;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,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,不管怎样,你还是要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……你做慈善,也许未必会有税收优惠,也许未必会被镁光灯投射,也许未必会赢得公众的口碑——这些固然是政府需要反思的问题,但这些,真是个体做与不做的必要前提?

 

  拒绝慈善是公民的自由,这自然无话可说;然而,即便我们拒赴“巴比宴”,也请不要那么理直气壮,更不要对他人的高调慈善指手画脚——因为慈善,除了是支撑行动的信仰,更是让人觉得生活并不那么赤裸裸的温情。毕竟,除了吃饭,有时我们还指望靠着她们将日子过得不那么绝望。(文/邓海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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